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资料图。图/新华社

当地时间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和交流，同意以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主线，加强接触对话、减少误解误判、妥善管控分歧。双方均认为保持沟通渠道顺畅是必要和有益的。

此次会晤是两人自5月18日电话会议后的一次面对面会晤。根据双方公布的新闻稿，美方强调了“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而中方则“坚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并要求美方“端正对华战略认知，作出正确抉择”，同时重申了中方在领土主权等问题上长期坚持的原则。

美国对华定位发生剧烈变化

回顾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和6月10日中美两国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SLD）上的交锋，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中美两国在诸多涉及两国乃至全球的战略和安全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很难就具体问题达成外交妥协。另一方面，双方就互动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存在高度共识，特别是保持沟通交流和加强危机管控。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据全球前两位。美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资金和技术的来源地。可以说，美国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最大外部因素。

同样，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唯一具有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的强大国家，也是本世纪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的未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6月1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正与同期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图/国防部官网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美国对华定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冷战初期的敌人逐渐变成冷战后期的合作者和新世纪初的利益攸关方，再到现在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也从敌对转向合作，再转向竞争。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这既源于物质上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也源于美国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属性，以各种“小动作”在国际上拉帮结派制造分裂所致。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实力上的崛起进一步凸显了与美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别和潜在冲突。冷战结束后，美国愿意继续与中国维持合作的一个潜在前提是：因为赢得冷战而高度战略自信的美国有能力通过接触政策改变中国。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这个自信了，因此开始对华转向战略竞争。这既是出于物质上的安全考虑，也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本能。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从大国协调逐渐走向大国竞争的关键原因。

中美关系不能走向冲突

中美存在竞争，并不意味中美关系一定会走向冲突。中美两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其结果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对这一点，双方都很清楚，这也是双方一直进行高级别对话的原因所在。维持两国的战略稳定，历史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两国互动过程进行技术性干预，使双方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行动保持在理性可控范围内，一直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例如，2014年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和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以及2020年中美举行的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都是技术上规避冲突和避免危机升级的重要举措。如同打牌，玩家要遵守规则，或在互动中形成新的规则与心照不宣的默契，才能避免起冲突。

大国博弈中，愿望不等于实力，国家战略更不是赌博。任何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与行动既不可能实现，也高度危险。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要维持真正的战略理性，从最纯粹的现实主义出发，谨慎、冷静地定义本国利益及其排序，谨慎、冷静地处理两国关系出现的一切问题，以维持战略稳定，保持外交转圜空间。

撰稿 / 梁亚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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