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下午，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文学+板块”核心活动“十月文学院影视创作中心”在十月文学院揭幕。

十月文学院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专业文学机构和公共文化平台。平台以文学创作、出版合作、文学交流推广、公共文化服务为核心，成功搭建了创新型、复合型的文学产业聚集平台。十月文学院影视文学创作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十月文学院十月品牌“文学+影视”项目正式启动。通过整合文学与影视的优质资源，推动文学IP的影视化转化，努力成为文学与影视融合的创新交流平台。

活动现场，多位文艺界、电影界的嘉宾还以“文学作品的影视化转型”为主题，进行了三场跨界对话。

第一段对话从左开始:鄢颇、宋方金、武艺、毛剑、格非和李二。

“文学是影视作品的灵魂？”

第一场对话以“文学是影视作品的灵魂吗？”对于题目，“对于影视来说，文学是我们的血亲，但对于文学来说，影视只能是远房表亲，两者根本不是平等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影视主动接近文学的时候，影视都在上面，就像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一样。每一个电影的创作者都认为自己长大了，基本上一个不如一个。”宋方金的开场白让观众笑出声来。

作家格非在致辞中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在接触不同的导演，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自己的任何一部小说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他认为文学性就是被电影去掉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如文学中的心理描写，小说中一个作家的设定，以及一些隐晦的意图，(这些)在影视中是无法客观表达出来的。一部电影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表现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它肯定会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中文学部分将不断被删除。”

“要摆脱文学性，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必要的。电影和电视剧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不能像小说那样讲故事。但文学性依然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很多早期的导演直接去找编剧。张艺谋当年和我接触很多。他反复跟我强调，‘我不要你提供一个具体的故事，我会编，但是我需要你提供故事背后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理解为文学的东西吗？即使我们进行重组，文学性仍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家李二自言自语道:“我在纽约看过电影《石榴树上的樱桃》。我看的时候，电影院只有五个人。出来后，我告诉了作家苏童。苏童说:‘不要难过。红灯笼在早上亮着。电影院里只有五个人，大概也是这五个人。\"

李二笑着说，她的小说和电影只有这一次有关系。“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能不能改编成电影，能不能接近电影，怎么避开电影。我从来没想过。刚才，万芳老师说了一句非常真诚的话:当一个作家写作时，他只考虑他是在一个房间里写作。他只对这部作品中的人物负责，只对这部作品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负责。”在他看来，文学作品需要的是一种静心，一种宁静，一种在情绪上带有某种反叛，与“主流”有一定距离的精神和氛围。“而这些真的很难用电影来表达。电影需要的是剧情，有很强的剧情和人物冲突。”

学者、影评人毛健谈了自己的发现和看法。“很多时候，一部影视剧的导演并不意味着写一个故事。他只是想让你有个概念，IP剧是真的给不了的。和大卫·林奇的拍摄一样，他说这来自于他自己的想法。他想到了一个黄昏上车的红唇女孩，然后他就去拍电影了。王家卫拍摄了《重庆森林》，也就是说，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他路过一个‘百分百’的女孩，他想把它拍下来。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一个作家要写得好(才能拍出好的影视剧)。写得好到‘耐打’。投资经典并不意味着传达它的文学性，因为文学性是传达不了的，就像一个概念。”

毛健基于自己这几年的影视评论经验，认为文学性对影视剧很重要，片头本身就有权力关系。“好像文学性更好，影视作品更低。”她认为今天应该重新审视这一观点。“就像希区柯克说的，二三流的文学作品，甚至三四流的，更适合改编成电影。他一直说金发女郎最适合被谋杀。是文艺还是反文艺？当我们今天重新想象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时，其实文学并没有那么强的C位意识，这种权力关系是可以重新想象的。”

左二对话嘉宾:、梅、王超、、1969年出生的女演员、和张楚。

“市场夹击下文艺片的出路在哪里？”

第二场对话的题目是“市场夹击下文艺片的出路在哪里？”。曾经执导过《安阳婴儿》、《江城之夏》的导演王超在致辞中表示，自己拍电影的时候并没有先有一个文艺片的概念。“拍电影之前，我写过小说，最早也写过诗。《安阳婴儿》起初是小说，入选当年《人民文学》小说。(所以)拍电影的时候，在我的概念里也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而且，我当时也不是在工作室制拍电影。自己找钱，自己当老板，自己把小说写成电影。拍完之后，我把它卖到全世界。”

2018年上映的电影《寻找罗迈》，王超导演的电影序列中“为什么与市场结合得更紧密”？主持人谭飞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王超。“我写的这个剧本只有15页，像一首叙事诗。(制作人)看了说不行。你要请个明星我们才敢拍，于是请了演员韩庚。这个剧本本身可以说是我最艺术的，只是因为韩庚，好像包装变得商业化了。”王超坦言，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韩庚有6000万粉丝。“6000万粉丝中，有60万人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并不是那么惨淡的票房。其实不是这样的。观众还是来看类型片的。”

电影《友谊地久天长》和《山楂树之恋》的编剧May说，她更早写小说，但自从当了编剧，就没再写过小说。现在她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了。在她看来，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方式，“但也有共同点。首先，每个人都要讲故事，影视对文学最大的需求就是故事；其次，他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以及对生活和社会的思考。但是，剧本是有规定性的，故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完，讲清楚。我觉得这是两者非常不同的地方。”她介绍，《友谊地久天长》是原创剧本。“它的写作真的有点像文学写作。”

左三对话嘉宾:李兴文、石钟山、权永献、、、蒋德富、姜武生。

“让现实题材的作品马上转化成大电影”

第三次跨界对话的议题是“文学IP的转型之路”。主讲人永贤全和都有自己的原创文学作品，还改编了自己的文学IP——石钟山的《父亲进城》被改编成电视剧《激情岁月》，永贤全的《霍尔瓦特街》被改编成电视剧《悬崖》。石钟山认为作家的作品可以被影视改编，主要着眼于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其实说白了，不管是我们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和别人区分的人物组合，你的电影很难有特色和个性，也很难成为有质感的影视作品。”

永贤全也认为最重要的改编其实不是小说故事。“(小说)更多的是提供人物及其关系，这是戏剧中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大IP改编成电影作品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而改编成电视剧的成功率更高。“这在技术上可能存在容量问题。毕竟电影有120分钟长。无论是闪电还是雷雨，都无法提供这么多空房间。但是中国电影遇到好的IP后，又舍不得做减法，又要各取所需，这样整个故事就会爆炸，这些东西就塞不进去了。”他举例说，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长篇巨作，最后的电影用了四个多小时。“但恰恰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一男二女的故事，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浓缩而精炼，所以它的电影改编也很成功。”

银都研究所前主席戴嵩，讲的时候拍了半辈子电影。他曾执导过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这两部电影，就刚才的片名来说，绝对是典型的艺术片，大艺术片。作为制作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王家卫没有剧本。虽然他是编剧，但是他没有剧本，不会给你看。侯导演拍摄的时候只有一个唐传奇，给了我一个背景，一个氛围。”戴嵩将电影分为作者电影、类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

博纳影业集团CEO蒋德富认为，电影和文学的拥抱其实越来越紧，不存在谁高谁低、谁先谁后、谁老谁幼的问题。他笑着说，这几年博纳影业因为很多重点电影项目，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队’。“我们每天都在拍摄重点影片和重点项目，我们在创作方面有很多经验。现在我们也在努力找编剧写剧本，希望有更多的编剧能提供一些史诗级的文学作品，能及时搬上银幕。让现实题材的作品立刻转化为银幕上的大电影。”

在三次跨界对话之后，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玉娥期待，通过文学与电影的对话以及后续的深度合作，文学可以通过影视接触到更广泛的大众，获得更广阔的人生；也希望影视能通过文学的灵魂注入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而不是这种迅速衰败、一时占据票房的作品。这也是我们影视创作中心成立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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