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花园学校的书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傅增湘先生曾著有《希亚学派书记》，并于1913年在史静图书馆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借书时，写了一篇读书校对的简述。伦明《1911年以来藏书纪事诗》曾说:“若手校宋元八千卷，书之魂不离藏园。”这是一个概述。余嘉锡在《藏园碑刻》的序中写道:“闲暇之时，我要带着新旧印本，向我的学校鞠躬。丹、黄不弃手，日夜穷。每个学校都有一万多册……”在这个“碑文”里，你总能看到藏书楼校对书籍的情况。在傅熹年的《校勘札记》中说:“我的祖父藏元先生，研究目录、版本和校勘已近五十年。他一生有20万卷，其中约有1.6万卷是用善本自校的。每本校勘书在卷末都有注释，说明学术渊源、刻本来源和校勘结果。”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楼的校书，以下仅介绍三部利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校勘传世文献的书，可见藏书楼主人对图书校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一、《三国志·魏尧和华佗传》

清同治金陵书局出版的《三国志笔记》六十五卷。《藏园学派志》记载，我校舒舒辛四安十一月，据宋刊刻。然而，这本书的书名在庚申(1920年)、任旭(1922年)、丙寅(1926年)和新寺(1941年)进行了修订，其中《舒舒书》确实是在新寺安修订的。1926年，藏园发现了吐峪沟出土的高昌《三国志》手稿残本，并进行了整理。《藏园群书铭文》和《藏园群书目录》均未记载此书的校勘。

擅长山水的袁先生，几乎游遍了京郊的园林寺庙，随身带着笔砚。他在山林中校对书籍。他的后记不仅考证了版本的来源，记载了校勘的情况，而且还有编年随笔。他的笔法独特而意味深长，用两个多余的记录来娱乐读者。《舒威》卷二十二末，叶芝说:“庚申刻于三月初七，在秀峰寺小楼得半卷，即登苗丰过台，游阳山寺，三铺回京。第二天的题词就写完了。”《舒威》卷二十三末，叶芝说:“三月十日，庚申到方上，住在斗鲁寺。第二天，群臣前往云水洞穴探险，而于寺得到了这卷书。山雨弱的时候容易舒服，短的不容易长的也不容易，看诸侯的欢喜。大叔。”秀峰寺在北京西山的九峰山脚下。阳山寺，全称阳山殷琦寺，辽代建筑，位于北京西山妙峰山乡，现为门头沟区文物保护单位。窦律寺又名窦律寺，又名方上寺，位于北京房山。

用吐峪沟出土文献校勘《三国志》第六十五卷，即《吴书》第二十页第十二页，书眉上写着:“右北凉高昌王冕甲写了一段《吴志》，贯穿二十四行。柏青从新民梁那里得到了，并因假去了学校。有三十六个不同的人物，都准确可信，真是稀世珍宝。c十一月十日，袁叔叔。”根据北良的手稿，校勘了一整片叶子。

白建，本名苻坚，早年留学日本，爱好金石学。20世纪20年代，他多次向日本转卖珍贵文件。清末西北地方官梁收藏敦煌遗书和吐峪沟出土的高昌时期残迹，现藏日本蜀道博物馆。如今的蜀道博物馆保存着《三国志·吴》北梁抄本，影印在《玉语墨书集》中，在《中村》(亚洲善本丛书第二卷)中并未贬值。卷346页140号、141号为《三国志·吴》，140号为十二卷，141号为二十卷。手稿是由魏尧传下来的。卷四十一末，有王叔邦1910年的题词:“三国志、武陟、魏尧、华佗二传，左右，宣彤元年，是鄯善农民挖的於菟沟。案例:元魏之际，高昌王勉善儒。他在房间里画了的孔子画像，以毛诗词、论语、孝经、历代史书为学官，子女为教授。郑光元年，他派使者去索要五经和经史，并请的助理教授刘勰以为自己是博士。这本书是从教授的书中抄来的。卷中还有一段论语，说起来容易，说起来难。同时是临摹的，有一部分是顾嘉实的原作。耿叔韶在九月十六日认识了新城。钱的《寿泽》、《王银书帮》和《晋卿》印章。王叔邦，字金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任命为新疆政治使节，并编制了《新疆地图集》。梁当时在迪化工作，是王叔邦的下属。如果傅增湘看到这本书，没有提到王叔邦的后记。据高田世雄《李胖与白建》记载，梁与王叔邦的六朝与唐代旧稿曾被多次出售。现在还很难确切知道这本《三国志武治二十》是什么时候进入中村不妥协收藏的，但根据藏元先生的附言，至少可以断定是1926年以后。

二、《南华真经》注

十卷本《南华真镜注》，明代出版。在《壬子年》(1912)中，藏书楼的主人将《华南真镜》与韩粉楼的北宋版本和南宋版本进行了校勘。嘉义年(1914)在《南方真镜》获得《更桑》、《外物》、《寓言》三本书，在《杨守敬》获得古钱本。经过整理，易茂年于1915年获得敦煌卷子。丁年(1937年)校勘了日本广济寺藏的《更桑处》、《外物》、《寓言》、《刀剑》等四种唐卷的照相本，仁五年(1942年)又根据宋书安仁昭的建议校勘了此本。总的来说，在30年里，它被校对了两次，有些章节被校对了四次。《藏园群书》中有一篇关于赵谏宋、蜀的长跋。请参考。

关于古代手稿的校勘和后记有四种，在此有所记载:

1.“杨兴《庄子古钞集》共三卷，三卷《更桑》、《外物》、《寓言》。经假校，北宋字差异不少，句末虚字增益特别高，可谓秘本。12月21日，元叔想起那会是个伤心的时候，就把笔一扔。”

2.“古钞纸的题目，华南真镜之北游，是二十四号，有二百一十五行。考察其字迹，是隋唐时期的人所写。今天，在西藏的村庄里有六个沮鹄人。在10月份的一次错误调查后，毛毅记录了字里行间的不同字符。当他有空闲的时候，他可以证明他的得失。姬叔叔叔。”

3.“沮鹄的六个藏族唐人写了一篇关于《南国北游真经》的文章，里面数了十张纸。白建的父亲面面相觑，由于是以这本书为蓝本，其异同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十月十七，袁叔叔。”

4.“我看到一本日本小藏寺收藏的《庚桑初》、《外物》、《寓言》、《刀剑》四篇散文的相册。因为是孙子书大师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校对了一下，里面有不少很优秀的文字。余《最后一年》对耿桑初的文章进行了残卷校勘，其校勘笔可辨先后。看书的时候，我都是尽可能的呆在家里，避免混乱。早晚都聊，不寂寞。丁七月十三日，老人在藏园”

《华南注》“北游”敦煌纸现存日本蜀道馆，影印于136号、136号、136号第二册第136号，此纸背面盖有“敦煌县志”字样，表示原属公藏，并盖有“京古美堂藏”字样，并有龚附言:“本卷为光绪三十二年苏子沛任敦煌正史时所获......苏遇并不知道姬佩，绵竹的冯春翘对历史古迹比较重视，所以就介绍到了鱼雨。......成都之乱1911年10月，我带着本卷去了西藏古美殿京燕。明年正月初六，伦子会一个人坐在山窗下反复玩耍。因为这卷被发现是原创，也因为这个买的，后面会有检测。”此后不久，这份珍贵的手稿被转让给了四川老乡谷奥。谷奥，字刘矩，四川广安人。1905年，他去日本留学。他积极参加袁世凯称帝，1916年去世，为天皇制罪魁祸首被通缉，1918年被赦免。之后，他退出政坛，以古董为生。至此，可以隐约推断出敦煌遗书《北游记》自辛亥革命后曾前往日本。1926年，傅增湘还整理了白建父亲在吐峪沟出土的《三国志》残卷。见上文。

傅增湘特别重视杨守敬的藏书，尤其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古籍，在几次校勘中作为底本借阅。嘉荫年间，我校《春秋经集》有30卷，收藏了杨守敬的影钞和日本凤山官库的古钞。杨守敬收藏的古钞残迹《南华真镜钞》也见于日本访问书籍第7卷。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1932年影印的京都小藏寺藏《华南真镜注释旧注》共七卷，之前流传的只有杨守敬先生看过的三卷。1931年，日本菅野直树整理了这七卷手稿，并有整理记录。他说，“考证的日期，疑似在镰仓前期。”他还说:“小岛康誉的古代迁徙记录只有三卷:更桑、外物、寓言...杨守敬的《日本书访录》中有详细的记载，但他看到的只是小岛康誉的书，没有其他的卷。”野志喜的言论揭露了杨守敬抄本的来源，并称抄本日期疑似为镰仓时代早期，相当于中国南宋中期。

孙杰弟，字子书，河北沧州人，专注于小说戏曲目录本研究。

三。刘子新说

《六子》第二卷，清光绪元年由崇文出版社出版。钱《元书手札》印。根据《藏园校书录》和《藏园经书录》可知，傅增湘校勘敦煌唐文是根据何伟的《嘉荫年(1914)》校勘的，辛伟年(1931)是根据董康手抄本《敦煌遗书》校勘的，纪茂年(1939)是根据唐抄本《辛四影》校勘的。《藏园群书碑刻》一书中有一篇很长的后记。历年所见唐抄本的始末十分详尽，并分析了刘有云收藏的重叠章节与英法文收藏的敦煌写本《刘论》的用词异同。请参考。以下是四本学校用书。

书名《叶藏元老人》曰:“何慕集唐卷子二百零八行，盖明石室炖秘笈。整本书能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不同的人物却丢失了，连它都数不过来。刘有云的前辈，下面还有九篇几百行。如果是演金的组合，岂不是天地间的珍宝！过去人们浪费了几千美元，但这不值得！袁术的校注。也是石家阴的春节。”

20年后，他说，“梁写了《唐卷子》里的影子。从爱民到荐贤共240行，八篇文章，都转移到这本书里。它们在法人何氏和伯希和手中。共21篇，全书已完成三分之一。记住这个来佩服你的眼光。四月初九，藏园老人相知。”

《梅藏苑》里的老人，写了一本推荐圣贤的书，说:“这是唐纸的结局。里面有240行。现在是四月，元叔手把手教。”

写风俗书的梅藏院老人说:“这本书既然是唐人所作，原存法国伯里奥特徐。同年，董寿办理款还。”

何，号秋年。他曾是甘肃省的政治使节。1909年，奉清廷之命，护送敦煌遗书至京师。到了京师后，李胜多等人私自抢夺，然后将长卷剪下补数，再运到京师库。他，字魏，字穆，是，李生铎的女婿。何所收《刘子新注敦煌遗书》残卷，从《第三次离情》后半部到《第九次思虑》前半部，不仅为赋派所见，而且为罗振玉所见，校勘后的残卷已被林启波、所影印于《刘子敦煌遗书残卷集》。

刘，字有云，晚清翰林院主编，陕西省学术大使，首都大学堂督学兼学部副部长。他的儿子刘西良。刘有云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以黄帛包裹，题“唐人刘九论，长十三尺，高八寸016”。九篇题为:尊农、爱民、崇文、神奇、赏罚、评名、贬名、识人、荐贤。“民”字缺笔。从第一次伤残开始，藏园就从“爱民”一章开始整理。

董康，江苏武进人，是《分》朗诵室的主人，教经典，也做金丝带。傅增湘曾撰写《谭伯庸序》记述其藏书。法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敦煌西域文献中有四件“刘子新说”:P2546、P3562、P3636、P3704。其中，P3704中的完整文章为:风俗、兴趣、运势、爱情、阶级感、积极奖励。而算上何藏和刘藏，真的是二十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董康把他们抄成了P3704。

藏园《六子》校勘引起了当代古籍校勘者的关注。其校勘和后记在上述专著中已有引用，但不全面，此处详加考证。

校对后记由校对即时制作，真实记录了善本的来源、校对的时间和作者的心思。上述三本书的校勘，采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在中国学术界尚属首次。其后记语言不仅增强了对文本的校勘和理解，而且提供了出土文献流通趋势的信息，亟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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