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在莫砺锋看来是“时代的误解”——“学术是一个付出一切的过程,前方有好柴烧。到这时候,救命稻草也就那么几根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继续,后面就是熊熊大火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8期。
文|南京朱元供稿
编辑|周建平rwzkjpz@163.com
全文约4707字,仔细阅读大概需要12分钟。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大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师从文史大师程·。代表作:《江西诗派研究》、《朱文学研究》等。2019年出版的《莫砺锋作品集》是其作品/牛华新的第一部作品集出版
1978年夏,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受校长委托,着手办理程转学事宜。到达武汉后,他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渔村附近的一间破旧房子里找到程。这位文史大师当时65岁,已办完退休手续,是一名普通的街道居民。
1979年9月18日上午,、许、张三喜第一次敲开了程的门。相差10岁的三人是成的第一批研究生。
程告诉他们,今年有40多人申请他的研究生学位。很多考生提前写信,发各种文章和学习笔记,有的甚至带礼物上门,但他们三个连一封信都没给他写过。莫砺锋以为要被骂了,没想到老先生笑着说:“这下好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莫砺锋可以听到无数来自千帆的教导,但正是这句毫无意义的话在他脑海中停留了最长的时间。
这种两代学者的交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成为中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节点。
使混乱
有些人常常把莫砺锋名字的含义与“一把利刃磨砺出来”联系在一起,其实恰恰相反。“先父给我取名‘李风’,和‘莫’这个姓氏放在一起考虑。父亲要我愚痴有福,叫我不要磨利。”
1949年4月,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突然垮台。同月,莫砺锋在无锡出生。不久后,他随父母去了苏州镇。从小受母亲影响,他还是无锡口音。读完初中,他顺利考上了“明星院校”苏州高级中学。比莫砺锋早一年毕业的1965届三(5)班有五个人考上了清华。贫穷的莫家对温饱的渴望寄托在长子身上。他在草单上填了志愿:第一个是清华的电机系,第二个是数学动力系。
“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通知——”1966年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扩音器里传来的高亢男声粉碎了大大小小的希望。我19岁到28岁在莫砺锋的江南和淮北的农村度过。下乡的最初几天,他并没有忘记数学和物理,但说自己没有任何指导就读过了,那是自欺欺人。他不得不把所有相关的书送到废品收购站。
业余时间,很多知青要么下棋打牌,要么抽烟喝酒。莫砺锋只反复阅读了几十本书。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姐的《中国文学史》,胡的《宋诗选》...几千首古典诗词,几百篇古文,悄悄填补了当时空的空虚,也把他的未来引向了
恢复高考后,在安徽大学英语系学习了三个学期,后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程学习唐宋文学。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
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启动了学位教育,但因抗日战争、内战、院系调整及后续各种运动而推迟。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位制度才真正走上正轨。在入学仪式上,匡亚明说:“国家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学位制度。接下来,我们将培养硕士博士。希望这里的研究生努力成为第一批硕士博士。”
当时的莫砺锋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台下迷茫得不知所措,也没想到五年后自己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对时代的误解”。因为先天不足,他们这一代人很难走出大学校门。相反,他们的使命是迈向未来。“学术是一个所有薪水都传承下来的过程,前方有好柴。到这时候,救命稻草只剩几根了,好在火还没灭,还能继续,后面还有熊熊大火。”
2008年10月12日,莫砺锋教授(左)在为同学签名。
薪资传递
在莫砺锋毕业之前,中文系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程不再专门给上课,而是只邀请他到家里来谈话。带着博士生的莫砺锋也非常重视与学生的双周讨论。研究生培养,还没有制度化,还挺像带徒弟的工匠,个性十足。虽然它不能被复制,莫砺锋仍然希望保留它的精华。毕竟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有几千人。
程还邀请了周训初、郭维森、吴三位学者作助手,组成督导组,四人负责。虽然研究对象是唐宋诗词,但程的书单中却充满了唐宋以前的经典。每本书看完后都要写成读书笔记或论文,由负责老师审核。至今还保留着那些读书笔记,上面有程的批语,其他的则是另外三位老师写的。然后程写了一个“读”字,签了字。
令十分遗憾的是,自“反右”以来,程在养鸡养牛上虚度了20年光阴。但他晚年归来,把对学生的培养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上,对学生的教导始终包括学术和教学两个方面。几年后,接手了程的班级,讲授杜甫的诗,并几次改变较大的教室,以容纳更多的学生。听了这话,程特地把他叫去,给了他一些鼓励。莫砺锋老师意识到,从孔子开始,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教师就有了两份工作,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
从博士生导师到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莫砺锋近年来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唐诗宋词导游。当他忙于那堆旧文件时,他总是感到有点遗憾和内疚。可惜论文的学术水准容不下读诗时的情绪,我的成就与大学围墙外的人毫无瓜葛,真是可惜。现在,他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书房之外,为自己喜欢的诗歌和诗人写通俗的文章,做演讲,参加大众阅读活动。
他三次到百家讲坛,给大众讲《唐诗》、《白居易》、《杜甫草堂》,讲义整理出版。读者热情的来信感动了莫砺锋。“如果古典文学的作品不能让现代普通读者觉得有意义,不能让大家接受,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深信,读一流诗人的一流真诗,会使现代人从浑浑噩噩的心境中豁然醒悟,从世俗的红尘中挣脱出来。
2005年,他写了《莫砺锋诗集》,这可以看作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写通俗读物。不比写论文容易。后来在写《无厘头东坡》这不是笑话而是专著的时候,莫砺锋为了搞清楚是谁第一个把“苏超在翰海”这句话改成了“苏潮”,在浸会大学图书馆待了三天。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杰夫认为,“现在常见的经典普及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专家做的,但很多专家在做普及时相对敷衍了事。还有一种更糟糕的非专家做。他一开始没有研究这个,因为市场看涨的时候,他就讲一些通俗的东西。好的仅限于常识,不好的会引出很多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像莫先生这样真正的专家来搞经典普及。”
韩勇
“我基本上只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也只愿意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对唐宋诗词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秉承这一思路,莫砺锋的著作很少有“大篇幅”的宏观论述,他的研究经验也往往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
他也感到困惑。“看到别人的大书出来,很热闹。我好像什么都没做过,好像也过时了。但后来我想,我的性格就是这样,那些东西我也写不好,何必为此而痛苦呢。我觉得学术研究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既然很痛苦,那为什么还要做呢?我还是想跟着自己的性格走,这样我会更开心。”
孙1998年随攻读博士,是莫独立指导的第一位学生。他对老师行为的评价是一种公正的、传统的学习。“你看(《唐诗三百首有没有宋诗》)。标题很新颖,但实际上是文章中平淡的考证。他追求的是比较深厚的积累,从中透出一些内容。”
“郑达”的另一层含义是,莫砺锋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大家,如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等。“我的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真正欣赏甚至热爱的,这样在研究的时候才会有一些感触。带着感情写学术论文,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判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如果是考证,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一个作家作品的根本价值判断,那么有情怀也不是坏事。”
这一次,研究的精神被老师继承了。如果说程的研究方法,“文字学与文艺学相结合”应该属于技术层面,“感字为头”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道”。他曾经说过,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要有感动的能力。只有他们有了这种爱,才能潜进书房。
在谈到读书和学习的方法时,喜欢引用朱的《风俗画》中的一段话:“今天的语言学习就像烹饪一样。爇要先煮,再用微火慢慢煮。”他引申了这句话,提出阅读的第一步应该是广泛快速地阅读,第二步应该是仔细阅读最重要的作品,并仔细背诵。
在莫砺锋看来,其实学古代文学主要是做翻案的文章,因为所有的观点都说过了,新观点就是做翻案的文章。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徐涛指出,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刻意标新立异,秘诀就在于“韩用”二字。例如,韩愈诗歌的创作风格是最显著和众所周知的。通过对韩愈诗歌的反复阅读,莫砺锋论证了其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倾向,即质朴无华,并撰写了《论韩愈诗歌的质朴化倾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与的专业方向交叉于唐代。她通过莫砺锋对杜甫的评论总结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从不追求标新立异、出奇制胜的论点,从不使用时髦花哨的表达方式。他只是努力去读杜甫的每一首诗,尽可能地接近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
担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莫砺锋参与了袁兴培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并负责《宋代》一卷。评说袁兴培,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了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和叙事风格,其理想寿命在30年左右。
回想莫砺锋刚接触学术的时候,文学史读本不多,但各有特色和个性,让人印象深刻。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有400多部,可谓波澜壮阔。但翻阅几十本通史书籍,可以发现很多文学史教材其实都是游国恩版和文学版的改编本。真正有资格成为讨论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少之又少。
这种现象在文学史领域并非独一无二。清人批判明人,有两句话:“学风空疏”“明人善刻古书,古书亡”。“目前大量的出版物,包括文献整理成果和作品,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也有粗制滥造的缺点。这是学术评价只看成绩多少的制度缺陷造成的结果。”莫砺锋担心,多年以后,后人会像清朝人评判明朝人一样评判我们这一代人。
在谈到如何建设正确的学风时,莫砺锋提出了急需改进的两点:改变目前流行的以项目申报形式分配科研经费的管理模式;学术优劣的评价应该由学术界来承担,而不是行政部门。原创不能“天生”,但不利于产生原创成果的氛围是可以改变的。
在西方理论最盛行的80年代,有人提出用“新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工程技术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1986年,应邀访问哈佛大学,程叫他这一年什么也不要做,以便好好了解一下美国学者是如何运用“新三论”的。
在美国的第一个月,莫砺锋就结识了美国唐诗界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宇文所安。有一次两个人坐同一辆车去开会,莫砺锋觉得提问的机会来了。当他兴致勃勃地问“如何用新三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索安问他,“新三论是什么?”第二天给程写了一封信,说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美国还没有人用“新三论”来研究文学。
一些荒谬的早期印象可能引起了莫砺锋的反思。他也关注西方理论,但反对当前为了创新而搁置传统研究方法的做法,热衷于应用西方现代理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背离了与古代文学共存的学术传统,也会导致对传统的尊重丧失。
那么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何寻求突破呢?面对这个讨论了40年的问题,莫砺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研究对象的转移和拓展是一个方向,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提高原有对象的水平。历代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经典化了。如果没有更新的经典解读和更高层次的分析,整个学术圈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这种研究,就像英国人研究莎士比亚一样,总会有可研究的东西和新的想法。难度增加了,但还是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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