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17日，鲁迅日记中写道:“我的朋友在荷兰西餐室里纪念我50岁生日。晚上我和广平、迎海一起去了。餐桌上有22个人，晚上回来了。”

日记中的“朋友”指的是左派联盟的成员和第一次见面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鲁迅晚年的成名，引起了当时许多在华西方记者的注意，包括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当过女佣、烟厂工人和图书推销员。1918年，他因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从1919年开始，他在柏林生活了8年，积极参加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一个杰出而伟大的女人，史沫特莱。来源/网络

1928年底，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驻德国记者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呆了12年。1930年3月，为《萌芽月刊》撰稿。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协助鲁迅收集和出版凯尔维兹的版画。1932年春，鲁迅等人参与营救牛兰夫妇。

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民权保护联盟。1936年，鲁迅病重时，有医生为他会诊。抗战中前期，她见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史沫特莱也翻译过鲁迅的作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和《深夜写作》被她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进步刊物上。

1930年9月24日是农历八月初三，“我给你50岁生日，以后在广平见”。这一天是鲁迅的50岁生日。这是简单的款待。你吃的几乎是“长寿面”，典型的中国风味。此前，9月17日，鲁迅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被当局认为是“左倾危险分子”的作家和战士们想在鲁迅生日那天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史沫特莱欣然受命以自己的名义租下法租界吕班路50号(今重庆南路)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厅。

这次生日会的发起人有柔石、、冯乃超、董、蔡等。叶和茅盾也参加了。

史沫特莱后来在他的《中国战歌》中详细描述了这次晚宴。这是鲁迅晚餐中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战歌的书影。来源/网络

鲁迅带着他的小儿子很早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和鲁迅见面。在我整个中国期间，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人。他个子不高，身体有点瘦。乳白色丝绸制成的中国服装，柔软的中国靴子。没有帽子，短发就像牙刷。然而，鲁迅的脸虽然和普通中国人的脸一样，却给我留下了迄今为止我所遇到的人中最深刻的记忆。生动的脸，也是警惕的表情。虽然他不会说英语，但他能熟练地使用德语。因此，我也用德语和他们交谈。他对人的态度，说话的方式，行动，都透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和谐和充满个性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土块，看起来很丑。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史沫特莱也提到了这场宴会: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50岁生日的庆典上。我想那是1929年(实际上是1930年——作者的笔记)。一些年轻的作家让我租一个小的外国酒店，我们可以在那里举行下午茶聚会和晚餐。中国人开这样的会很危险。我是外国人，我可以租那个地方邀请我的客人。但是当所有的客人都在这里的时候，外国酒店的老板看到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都是穷人，中国的服务员必须听到我们的谈话和讲话，所以会很危险。鲁迅生日那天下午，客人们陆续来到小旅馆的花园。他们有些是单独来的，有些是成群结队来的。很多人没钱，所以晚上不能留下来吃饭。鲁迅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坐在或站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招待走进花园来表达敬意的客人。那天鲁迅真的情绪很高...他的脸总是在动，他的眼睛总是闪着智慧和兴趣。他的长丝绸长袍增加了他的风采和作为他的一部分的尊严。

史沫特莱描述说，在当时的上海，即使几个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也是危险的，周围都是侦探。“那一天，前来悼念鲁迅的人不下200人，很多人如果被警察知道了，头都有危险。”“我记得有一群可怜的剧作家站在那里和鲁迅谈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他客人更穷。”此外，还有许多左翼作家、艺术家、记者、教师、学生和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援助会的代表，一个是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是当时《上海共产党报》的编辑。我还记得，一位老式的哲学教授也来为鲁迅庆生。”史沫特莱显然想更清楚地描述柔石、、冯乃超、董、蔡、叶、茅盾等人的身份。

整个下午，客人们来来往往，晚上只有50人留下来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史沫特莱看见荷兰西餐厅的老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己打理一切。她边看边听，密切关注着他是否会报警。因为当时在场所有人的发言，“如果警察知道了，就会引来机枪和抓人车”。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谈论现代思想、中国的解放、文化团体的组织以及鲁迅领导的必要性。他们要求鲁迅出来做一个真正的领袖。“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鲁迅的演讲。我的耳朵转向外面的街道，担心警车可能会隆隆作响，同时还在听一个翻译为他翻译的东西。很快，我就忘记了对车的担心。因为鲁迅正在讲他在那里生活的故事。他站着，是一个平静而严肃的身影，说话也是平静而从容，以至于所有的侍者都听他的每一句话，有时甚至连客人都忘了侍候他。”史沫特莱实际上成了鲁迅的粉丝。

鲁迅画像来源/网络

在这次生日会上，鲁迅谈到了自己在半封建村落的青年生活，最初在日本如何学医，如何放弃医学而学习文学，试图通过文学唤醒青年。他倾向于俄国革命作家，并向他们学习。“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认为他是我所知道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据史沫特莱说，那天晚上鲁迅“在朋友面前展示了他对世界文学的知识”。当然，鲁迅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个空谈家，是一个问号。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沫特莱作品中的鲁迅非常具体，甚至比国内作家所观察到的更深刻、更独特:“我总是看到鲁迅那脆弱却充满活力的身影，在上海虹口区他的房间里进进出出，脸上燃烧着一种被迫幽默的表情，这是他存在的一部分。”

史沫特莱对鲁迅的作品评价很高，鲁迅的《写在深夜》被史沫特莱誉为“一篇显示天才一切迹象的散文”。“这确实是一部壮丽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中国普遍创造的革命青年的深深热爱，同时又充满了他对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仇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毁灭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活”。史沫特莱评论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唯一具有我们称之为天才的奇特而罕见的性格的人。”对于这个人物，鲁迅虽然用了很多笔名，但最终还是瞒不住别人。人们总是知道是他写的。“他似乎不知道如何称呼恐惧。他有一种深深的蔑视，这是无法形容的。”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出版了一封封存了70年的密函。这封信是宋庆龄在1937年1月26日写给王明的，信中声称史沫特莱是“一位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主义作家和记者”，但她同时宋庆龄也透露了史沫特莱的另一个身份:“其实这里的人都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带着《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特科等许多人，来到一个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住处，结果，这个重要用途的特殊住处被摧毁了。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因此，宋庆龄希望王明重视。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史沫特莱当时的活动一直被警方跟踪。她对此应该有所警觉，所以在为鲁迅组织50岁生日聚会时，她非常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

通过鲁迅与史沫特莱的交往，尤其是她为鲁迅安排的50岁生日晚宴，我们可能会发现鲁迅的另一面，这也有利于鲁迅的世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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