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
前英国首相亚瑟·内维尔·张伯伦
1869年3月18日，那位和“绥靖政策”几乎画上等号的英国首相亚瑟·内维尔·张伯伦出生。如今，153年过去，他的个人与时代悲剧，又再次被人忆起。
“滚出去！滚出去！辞职吧，老兄！辞职！”1940年5月7日深夜，英国议会大厦里沸反盈天，批评声、怒骂声不绝于耳。很多反对派议员更是失去往日英伦绅士的风度，将手中的文件卷成匕首状，狠狠砸向坐在辩论桌前的一个男人。
眼前这一失控的场面在英国史无前例。此时被羞辱的那个男人，不仅没能有效地为自己辩护，而且强撑着不为人知的病体，默默承受着这铺天盖地的羞辱。
更没人想到，此时他离生命的终点只有半年时间。
临终前，他还不禁哀叹：“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
此人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其实一年多前，他可不是这样的状态。
“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心睡觉去吧。”1938年9月，张伯伦携带着签署好的《慕尼黑协定》回国后，在机场挥舞着协定，向英国人喊道。
希特勒获得了193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不过，英国民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并没能像张伯伦所许诺的那样，睡上个安心觉，因为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停下战争铁蹄，而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人间炼狱的惨状依旧历历在目。
在那场战争中，33个国家与15亿多人被卷入战争，战场上伤亡人数高达3000多万，因战争死于饥饿和其他灾害的人达1000万左右，各交战国经济损失约为2700亿美元。
英国尽管惨胜，死亡人数却高达上百万，军费开支达上百亿英镑，国民财富损失近1/3。一战前，美国欠英国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47亿美元。
面对如此残酷的代价，一战后英国乃至欧洲，都弥漫着一股“厌战”的情绪。1938年，张伯伦去慕尼黑，据说有70%英国民众支持。当他从慕尼黑回到英国之时，无数期盼“和平”的民众，在机场不眠不休等待他。
当他在机场高举《慕尼黑协定》，宣布他带回一代人的和平的时候，民众为之欢呼喝彩。《泰晤士报》更是如此评价：“没有任何一个从战场凯旋的征服者得到过更高的荣誉。”
无独有偶，当时法国举国上下，也是弥漫着高昂的厌战情绪。虽然按照一系列条约，法国人有责任阻挡希特勒对捷克的宰割，但是一句“你愿意为捷克斯洛伐克送死吗”，把西方大国的顾虑演绎得淋漓尽致。
然而，“张伯伦”们在渴望《慕尼黑协定》带来和平之时，不知是否感同身受到十多年前，德国民众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无奈与绝望。
在《凡尔赛和约》下，德国丢失了1/8领土、1/10人口，还丧失了重要的工业区、65%的铁矿以及45%的煤矿。在赔款上，德国共需要赔偿各战胜国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这一数字相当于1921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倍。
此天价赔款对于战后的德国来说，仿佛要榨干每一个德国人身上的血汗钱，并且让其后世子孙永远成为英法的经济奴隶。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停战协定。”接受德国投降的法国将军福煦，如此评价《凡尔赛和约》。
20年后，欧洲局势不幸朝着福煦预言的方向发展。最终，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裹挟着复仇的民粹主义闪击波兰，二战由此爆发。
历史总有它讽刺的一面。在瑞典议员埃里克·勃兰特提名下，希特勒获得了193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1938年9月，张伯伦携带着签署好的《慕尼黑协定》回国，在机场发表演讲
希特勒被提名的理由是，1938年他与法国、英国签订《慕尼黑协定》。而在希特勒获得提名的同时，张伯伦也“荣幸”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当初，希特勒是凭借着“我们要撕毁那将我们推向地狱的《凡尔赛和约》，我们要重新站回世界的舞台，我们要让那些欺压我们、分割我们国家的强盗们后悔”的承诺，攫取了德国大权。
不过在刚上台之时，希特勒却呼吁与英法等国展开“和平合作”，并建议一同签订“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积极响应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和平裁军”方案，甚至表示为了“和平”，德国愿意解散全部军队。
1935年，希特勒更是专门发表一通“和平演说”，把“西方无战争”的愿景说得天花乱坠。因此，西方报刊一度以为“危险分子”希特勒浪子回头，为其喝彩。《泰晤士报》更是发表主题为“重建良机”的社论，为希特勒的“和平”交响乐伴奏。
不过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私底下却对其心腹库尔特·卢德克表示：“口头可以讲讲和平，内心都要想着战争。”事实证明，希特勒这一系列鼓吹和平的举措，只不过是为了暗中推动战争而释放的烟幕弹。
在希特勒的蛊惑下，张伯伦一度认为希特勒是有和平诚意的，并相信英德两国对于和平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
同时，张伯伦一定程度上同情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上遭遇的不公，把德国的扩张自我理解为德国旨在恢复一战之前的边界。当德国人冯·克莱斯特警告张伯伦，希特勒是“唯一真正的极端主义者”时，张伯伦将其视为对希特勒的污蔑，而拒绝理会。
面对张伯伦这种暧昧的情感，希特勒也十分擅长激发他的内疚感，并以此来在“外交谈判”上讨价还价。
张伯伦曾当面逼问希特勒：“你说30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必须纳入德国，做到这一点你就满意了吗？你不想要更多东西了吗？我这样问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这并不是全部，认为你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1919年6月，巴黎，军官站在桌子和椅子上，透过窗户观看《凡尔赛和约》的签署
希特勒却答道，他当然不想要许多捷克人，但是苏联会用捷克来威胁德国安全，因此捷克的分崩离析，对德国的安全大有益处。
其实，对一战后的德国怀有同情方面，张伯伦不是特例，英国普遍弥漫着这样的情绪。当1936年德军开进莱茵重占该区，英国民间舆论异常平静—而同时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民间舆论却是一片哗然。
面对希特勒不断挑战《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当成是德国在争取它应得的权益，而给予谅解。
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曾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
从19世纪晚期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英国就一直企图要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而自己从中扮演“渔翁”的角色。
在一战后的20年里，由于战争的后遗症，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英国日不落帝国的余晖愈发暗淡。因此，这种均势对维护英国摇摇欲坠的“霸主”地位至关重要。
一战前，英国可以通过挑拨法德宿敌之间的关系，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但此后，《凡尔赛和约》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的地位。
更令英国人眼红与不安的是，1932年当英国只有四五百架飞机的时候，法国却有2000架以上。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强调说：“法国是现在唯一可能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国家。”
令英国人眼红与不安的是，1932年当英国只有四五百架飞机的时候，法国却有2000架以上。
《和平大使》一书也曾评述说：“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国的崩溃，只要德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欧洲就能或多或少地保持均势。”
或许正因如此，在《凡尔赛和约》的框架下，德国得以以一个统一体保存下来了。为此，英国试图把德国操弄成一只能在欧洲为英国利益火中取栗的猫爪。
在希特勒运筹帷幄、步步为营突破《凡尔赛和约》的过程中，英国天真地认为，满足德国“合理”的诉求后，希特勒会守住和平的底线。因此，当德国企图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之时，英国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在1935年初迫使法国发表会谈公报，表示愿意通过协商来废除和约中该条款。
或许是看穿了英国的心思，同年3月，希特勒悍然宣布，单方面废除和约有关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不仅如此，法国和比利时在1923年联合出兵占领鲁尔区来催促德国支付赔款的举动，遭到英国坚决反对。
同时，为了振兴德国工业，英国伙同美国，一起迫使法国接受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在英国的操作下，德国得以通过与欧洲六国缔结《洛伽诺公约》，以及加入国联，恢复其大国地位。
从一战结束到1935年这一时期，对德国一系列的绥靖，是建立在英国有足够力量驾驭尚在复苏中的德国的自信上。不过二战前几年，德国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如同“脱缰野马”，使得英国的“绥靖”逐渐演变成为委曲求全的无奈。张伯伦更是低声下气，三次飞奔德国乞和，这一结局英国应该始料未及。
除了扶德抑法，英国对德“绥靖”背后的“祸水东引”，也是“司马昭之心”。
由于政治基因相异，苏联还在娘胎里的时候，西方国家就开始不待见它了，甚至总想把它掐死在娘胎里。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之一，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掐死苏联的机会。丘吉尔曾回忆说，早在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大国领导人便认为战后，单靠战胜国去对付苏俄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必须借助德国去“解放”苏俄、复兴东欧。
艺术家打造五千个小冰人，放置在英国张伯伦广场的台阶上，纪念一战阵亡士兵
对于苏联强大的军事机器，张伯伦也是十分忌惮。他认为，苏联在它的“爪子可以够得着的地方”，都能给人留下一些非常严重的伤痕，所以更加坚信自己推行绥靖政策对于维持西欧“团结”的重要性。
因此，张伯伦要尽力避免英国和德国相互残杀，避免苏联坐收渔利。然而，令张伯伦意想不到的是，当初炮制“国会纵火案”、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并公开叫嚣反苏的希特勒，竟能抢在二战爆发前几天，与苏联达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如今很多着作或大家之言，往往都把二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张伯伦和他的“绥靖政策”。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样公平吗？
一战后，英国社会弥漫着厌战的情绪，以及对德国的同情，这些都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土壤”以及催化剂。张伯伦二战前疲于奔命，不惜三次飞奔德国，被希特勒羞辱玩弄，这与一战前爱德华·格雷的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外交行为相比，折射了英国“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的无奈。
更可悲的是，英国人遇上了希特勒这个百年难遇、不讲原则的战争狂魔。所以与其说，绥靖政策是张伯伦的个人悲剧，不如说是整个英吉利民族的时代悲剧。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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