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蔡小姐的生活可以称之为“贫困”。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蔡老师是在历史系举行的一次师生见面会。会议主持人把所有老师都称为“老师”，没有使用教授的称谓。一开始蔡老师给我的印象是脸色苍白，加上轻微的驼背，好像过了失聪之年。他以为自己是个即将退休的“教授”，或者至少是个“副教授”。当一个见多识广的同学从教工名簿上发现即将“停年退休”的老师只是一个助教(好像我们还没毕业他就已经升任讲师了)时，宿舍里不可避免的一片春秋。

我最初对大学教授的印象是，他要么在包里拎着一堆装订好的书，要么从一个雅致的皮包里掏出讲义。但是，蔡老师的课完全颠覆了我的固有观念。起初，蔡老师来给我们上一年级世界史课时，只带了一张纸，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更神秘的是，老师有时会带个布口袋。这个口袋有时候是空，有时候好像装着什么东西。一开始我也不确定是用来做什么的，因为蔡老师虽然在讲课的时候留了思考问题，但是从来没有收过作业，所以这个口袋是不能用来做作业的。后来有同学发现蔡老师用那个口袋在生活区的食品店买米，于是解开了大家的谜团。我见过蔡老师在宿舍-教室-生活区来回扛饭很多次。这个背影和的老师蔡在学友书店读书的背景，虽然相隔几十年，却在脑海中完全重合！

应该说，这种为了学术而默默承受生活巨大压力的情况，应该是很多上一代学者的共同经历。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抱怨。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只能阅读零散的史料”，甚至享受电灯照明，这成了一种奢侈，他们做出了现在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学术高峰。每次看到这个，我都忍不住觉得惭愧！

蔡老师思维深刻，尤其擅长整合。他在信中关于“羊城”“花城”“十三陵”“十三行”的寥寥数语，简要说明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讲课也是如此。离开母校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讲义和读书笔记都带走了。但是我找不到蔡先生的世界通史和俄中关系史的讲义。蔡老师讲课都是打印讲义的，但他讲的内容几乎都不在讲义里，即使有，也只是寥寥数语。蔡老师只带纸或者卡片来听课——这种做法在我现在工作的学校恐怕会被点名通报。进教室后，把前面提到的米袋放在门边的角落里，然后说话。讲座一开始，蔡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今天的题目，然后以平静的语气一气呵成，偶尔看看自己带来的纸张或卡片，遇到重要名词就在黑板上写。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刚出高中，只能边抄板书边记笔记的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蔡老师的讲座非常生动。除了解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经过外，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分析，甚至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史实进行比较。特别新颖的是，蔡老师用“人类童年时期的相似性”来解释古代东西方世界一些看似相似的历史现象，让我觉得通俗易懂，开始觉得学习历史，尤其是作为学术史，需要把握年代、史实、人物等基本要素，更重要的是“回复”，学会理解和阅读历史文献所传达的信息。

印象最深的是那门课的考试。那时候在我的理解里，考试就是闭卷，老师不停的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履行监考职责。但是，蔡老师在那门课考试的时候，她记得只有一个问题和答案，她允许我们参考讲义。考试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看完黑板上的考题(在我看来是关于古希腊罗马的)就离开了教室，他一个人静静的走进去，直到考试结束。而且，即使当时监考老师不在教室，学生们也都在专心解题，没有人互相交头接耳，更没有人趁机耍花招。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很怀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校园里的学术氛围。

我们的学生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经不需要在课堂上和其他场合求助于马克思恩格斯了。也许是考虑到我们所受的教育，蔡老师经常以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的压迫下所创造的一切知识的有规律的发展”的思想来鼓励我们广泛阅读，并在课程中和聊天中介绍了许多欧洲近代思想家。他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若干年后，当我读到他引用海涅对路德的评价，看到《仰望陈寅恪》导言中的“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黑格尔语)时，我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昨日的课堂或昨夜的陋室。从蔡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聊斋志异》非常熟悉。后来接触韩国史籍，翻译傅马金关于韩国《燕行录》的论述时，想起蔡老师早在上节课就曾用《朝鲜驻华使节的燕行录》描述过北京桥附近俄国馆的情况。除此之外，蔡小姐对“我国旧书”也十分熟稔，诗词佛经可谓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我相信，其中一个母校历史系大师云集的时代，尤其是在金铭堂的熏陶，一定与他自己在陋室苦读《金经》有更大的关系。

蔡老师在信中说，他在岭南“只能阅读零散的史料”。第一次读的时候，语言里有一种淡淡的苍凉和无奈。后来，我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些平淡的人物背后，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和鞭策。生活在遥远的南方，在北方乃至西北中亚地区爬着翻阅史料，在今天可能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在当年却并不容易。我曾经幻想过，如果蔡老师在她精力旺盛的岁月里(用她的原话)没有去“英德留学”，如果

信中提到的“小书”是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罗马奴隶起义后期》。我买的时候是0.18元。根据蔡的指示，该书于1963年出版，比其出版早了十八年。此时的蔡小姐刚刚三十多岁。次年，四清运动开始，之后的情况众所周知。蔡老师看到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了。进入历年后，蔡先生的多年积累逐渐强大，2004年的《俄罗斯馆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女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清初岭南佛教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唐代九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7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证》(大象出版社，2007年)、《学习环境2018年，85岁出版《广州航海记:从航海到世界》。我没有仔细统计过蔡全部著作的字数，但以我的愚见，上述60岁以后出版的著作，大概占了他一生著述的绝大部分。蔡老师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晚年事业更辉煌”。

工作之余，我做了几次推广。这时，蔡老师已经搬进了新宿舍。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2年8月9日，暑假期间。感谢老师和师母的盛情款待，蔡老师提议去公园东南区1号陈寅恪故居走走。好像是蔡老师打了个电话，蒋伯勤老师也来了，一起去了。途中听了蔡先生学习《诗证史》的故事，听了他的助手黄轩，听了他在英德留学时的“战友”，听了他的丈夫周寿凯，听了蒋天舒先生保存和整理老师著作的辛苦。虽然在蔡先生的文章和其他文章中也读到过一些，也没有什么“爆料”可言，但还是很难不听到有体温有感情的叙述。

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2012年3月14日在永芳堂一楼，给我上了老师的《读史求知》。回来的路上，我看了老师关于“一个读书人最难得的气质:甘于寂寞”的说法。在老师的解释里，孤独是一种专注，是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精神境界。我觉得这是老师自己多年的经验。老师在孤独中读历史，在读历史中求知，给我们留下了必须永远珍惜的精神财富。

永远怀念蔡洪生！

吴越

2021年2月17日在学园寺种草。

同年4月5日，也就是清明节的第二天，再次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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